【宗教文化】从海丝明珠鼓浪屿看教会音乐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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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时间:2022-10-05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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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厦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大量外国人涌入,成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批通商口岸。随着诸多传教士的陆续进入,鼓浪屿先后进入多种宗教教派,建立了多所基督教堂。2018年鼓浪屿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遗产展示中开辟专栏介绍基督教。

 

一、鼓浪屿教会音乐发展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率先进入鼓浪屿,陆续在鼓浪屿宗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就已经开始陆续传入厦门,但在鼓浪屿建房定居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鼓浪屿最初常住的外国居民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于1830年抵广州开展传教活动。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登上厦门鼓浪屿开展传教活动,两年后回国。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外国人获得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雅裨理的传教得到了地方官府默许。后雅裨理担任福建巡抚徐继畬及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通过工作关系,雅裨理向徐继畬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地理、文化、音乐、语言、宗教等内容。

早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基督教传教士就在厦门岛建起了厦门的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此后鼓浪屿上先后建立了诸多教堂,其中,以基督教为最多。最早的协和礼拜堂于1863年在鼓浪屿建成。随后英美等基督教各个宗派陆续在鼓浪屿兴建礼拜堂,截至1935年,已经有8座礼拜堂,从教堂的数量可以看出当时鼓浪屿教会发展的情况。

当时基督教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总体较小,但音乐以其无国界的属性,使得基督教音乐逐渐成为沟通东西方民众的重要媒介和途径。在鼓浪屿这一中国早期基督教聚集地,教会音乐由于传教活动的发展和推广,逐渐在鼓浪屿及福建发展起来,并与当地文化和音乐逐渐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表现形态。

 

二、鼓浪屿教会音乐的中国化表现

清末民初,在赞美诗创作中部分采用中国民歌的曲调进行创作,在记谱上,除使用四线谱、五线谱和字母谱外,还使用中国的工尺谱等,这是教会音乐中国化的体现。中国化对于教会音乐的发展至关重要,西方宗教音乐在不同地区传播发展时,如果出现水土不服,便加以调整改变,使其持续发展。

1. 歌词用方言的中国化表现

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由于交流与布道的需要率先尝试越过语言上的障碍,罗明坚、利玛窦等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是这方面的先驱,《西字奇迹》是最早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真正系统地开展以拉丁字母拼读汉语的尝试,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和出版物都为后续教会音乐的传播提供便利。

从明代后期的来华传教,到清康熙末年因“礼仪之争”而禁教,总共差不多两个世纪。马礼逊是第一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来华的基督教伦敦差会的传教士,由于传教和职业的需要,深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通过出版译作《通用汉语之法》,带动文化交流。真正与闽南白化字有直接联系并起到推动作用的是传教士麦都思,他于1837年出版的《闽音字汇》,是当时外来传教士学汉语重要的工具书。近代基督教新教牧师最初到厦门布道,都得到麦都思的指导,麦都思的《福建方言指导》是闽南白化字的开山之作。通过他们几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用罗马字母把圣经注以方言发音,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方案在宗教以外的生活中加以运用,之后有教会人士打马字出版《厦门方言拼写课本》,是罗马字母拼读方言的入门教材。

语言的互译互通为宗教音乐中国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会圣诗的发展需要中国化的语言才能更容易接受。赞美诗是基督教中用于赞美上帝的歌曲,在闽南地区习惯称之为圣诗,先以中国方言闽南话编写圣诗,即圣诗与圣经的翻译采用拉丁字母拼音的闽南方言,在圣诗与方言的结合中,西方音乐与中国风格旋律并存于圣诗音乐中,克服了教会音乐传播中的语言问题。1952年出版的第一本厦门本土的《约翰福音》,明确标注拉丁字母闽南腔。这些曲调配上中国方言的圣诗,朴实亲切,独具一格。

2. 曲调风格的民族化

基督教音乐的形式主要是赞美诗音乐,赞美诗有《圣诗》《养心神诗》《养心神诗续本》《闽南圣诗》等多个版本,鼓浪屿的赞美诗主要来自英国、美国的圣诗集,也有部分来自来华传教的打马字牧师、杜嘉德牧师的自创作品。

以《闽南圣诗》为例,其曲调来源于《养诗心调》,这些曲调大多是欧洲18世纪作曲家创作。传统西方教会音乐风格以四声部居多,各个声部的人声旋律平静庄重,以级进为主,跳进较少。旋律线拱形的起伏舒缓均衡,经常采用长气息的乐句,特别是在歌词较短的段落,旋律的平稳流动很少受到节奏或和声的干扰。而从《闽南圣诗》的曲调来看,虽然大多来自欧洲,具备一些传统西方教会的级进为主,控制不协和音等风格,但其曲谱来源更为广泛,有欧洲各地传教士创作的、有本地传教士创作的、也有专业音乐家创作的。

《闽南圣诗》最初有300首,1980年菲律宾基督教圣乐促进会的陈纯华、叶志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0首赞美诗。最初的300首中有6首采用中国风格的曲调,分别是第1首《上帝创造天及地》,第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第29首《大家当看上帝圣羔》,第104首《我暗迷路耶稣近依》,第154首《上帝吗哪日日落》,第293首《这时礼拜将要毕》(华人牧师创作)。这300首作品为了迎合中国民众的需求,大多结构比较简单,有两个乐句、三个乐句、四个乐句的分节歌形式,但比较少见带有对比性的副歌,在附加曲目中,比较多见副歌的形式。增加的200首中,中国风格的曲调数量大大增加,包括:第16首《慈父上帝歌》、第30首《天恩歌》、第69首《一轮明月歌》、第83首《欢乐佳音歌》、第128首《中华教会自立歌》等等,这些曲调主要采用中国民族五声调式,音域窄,以级进为主,风格多样化,有的旋律呈拱形,气息长、旋律优美,有的曲调清新明朗。后期增加的曲谱节奏更丰富、民族曲调更多,民族风味更浓,有的还借用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歌曲调进行填词,比如第51首《耶稣美名歌》就是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曲调。

曲调是在教会音乐传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符合当地人们的歌唱习惯,既要朗朗上口、又要简单亲切,也正是这样的需求,用中国民歌风格创作的圣诗数量才会越来越多,深受信教群众的喜爱。

中国民歌丰富多彩、优美动听,在教会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运用中国的民族曲调是值得被肯定的,也具有发展的必然性。鼓浪屿教会音乐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形成独具民族化特点的教会音乐新曲调,值得教会人士不断去探索与研究。 

3. 记谱手法的中国化表现

19世纪末,五线谱进行推广传播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赞美上帝的圣咏,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151首罗马字版本的《养心神诗》(1914),即采用五线谱的记谱方式,圣诗歌词与五线谱是分开记录的,大多为四个声部。但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普及困难,并没有被基督徒直接接受,基督徒采用了首调唱名法的阶梯谱和字母谱作为过渡。字母谱属于首调唱法体系,这种记谱手法正好向简谱过渡,1905年闽南基督教三公会委托印制的《养心神诗(绘本)》就采用了字母谱的记谱方式。阶梯谱即工尺谱向五线谱过渡的一种记谱方式,工尺谱是中国的记谱法之一,以七个不同的字符代表七声,并按音级进行排序,而在此基础上改良的阶梯谱,把工尺谱与中文数字结合,英国传教士杜嘉德《养心诗调》就是采用这种记谱法来记录的,这是记谱法中国化的直接表现。

简谱在学堂乐歌开始就广泛传播,该记谱法也大多用在后期的圣诗里,《闽南圣诗》用的大多是简谱,简谱更适合信教群众歌唱。记谱法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五线谱、阶梯谱、字母谱、简谱等发展阶段,中间融合采纳了中国的记谱方式,最终形成中国最普及的简谱为主的固定形式广泛传播,这是探索中国化发展的最终成果。

 

三、总结与展望

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教会音乐逐渐在中国传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语言、风俗、音乐特色,开始中国化发展历程。

教会音乐与中国本土音乐交融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其歌词日益方言化,其曲调曲风日趋民族化,其记谱方法日趋简单化。教会音乐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诸多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中国文化对基督教教会音乐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独特意义,教会音乐的中国化值得深入探究。

 
(作者单位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责任编辑  卢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