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用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宗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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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时间:2022-09-26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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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和合二仙图

 

2016年4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宗教工作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为达成此目标,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宗教中国化问题。

 

 

一、营造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没有及时赶上世界工业文明的浪潮,一度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被动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使很多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也丧失了信心,将军事落后、经济落后、政治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失败,各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我们要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首先要在社会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名”,恢复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具体就宗教工作而言:

 

第一,要推进宗教的中国化,首先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伟大胜利的根本经验,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坚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是在欧洲、俄罗斯的具体环境谈无神论问题。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宗教,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无神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基督宗教,属于亚伯拉罕系的一神论宗教。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上产生的无神论,必然也会对各种宗教采取彻底否定的看法,提倡“战斗的无神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就明显带有这样的色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者几乎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和而不同”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宗教大多采取一种人文化、理性化、伦理化的立场,将宗教看作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中国历史上强烈反对宗教的无神论思想家很少,大多数儒者都是“远神论”者,主张与宗教和谐相处,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向对社会有益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应当是向这种方向发展。无神论的社会目标不要锁定在促进宗教消亡方面,而是促进宗教逐渐向社会伦理学说转化方向发展。

 

第二,要推进宗教的中国化,必须实现宗教事务管理思想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以为社会一切工作都要向西方看齐,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的国情。西方的基本国情是绝大多数民众信仰基督宗教,宗教在中世纪曾经严重阻碍历史发展,因此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都强调“政教分离”,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情是,宗教在大多数地区并未取得政教合一的地位,从未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关键性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是世俗化的儒家学说,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更不可能简单、完全移植西方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与整个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结合起来,通过弘扬、学习、理解、掌握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我们民族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宗教中国化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时候,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传统是深入我们民族每一个成员血脉中的生命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

 

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是要引导各种宗教适应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政治大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更深层的基因还在于文化的支撑。而文化的引导不是一场运动,不能够以简单指标衡量,不能用行政命令指挥,要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的引领虽然不够轰轰烈烈,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却像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文明最悠久的民族,持之以恒的力量就来自于这种文化的软实力。

 

用中华文化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一个重要的能量之源在于优秀传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沃土。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特点,当代著名学者陈来先生概括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中华文明的共同价值》)中华文化有这样的价值认同,所以在近代才会选择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当各宗教自觉将自己的教义教规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之后,自然就会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自觉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

 

用中华文化引导各种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还有一重政治优势,就是中国文化在政教关系方面与近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实现政教分离,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不得用行政力量支持一种宗教或排斥一种宗教,这些原则已经写进了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宪法。而这些事情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做到了。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大概是世界上对政教分离最早的表达。“敬而远之”的原则既包括对各种宗教或信教群众的敬重,也包括不容许宗教染指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因此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冲击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各种宗教都可以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发展。历史资料证明,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宗教都曾在中国流行过,只不过有的适应中国社会而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有些因不够适应而被历史淘汰了。

 

中华文化中具有“和而不同”“中道宽容”的精神,具有跨时代的文明价值,可以消除因宗教排他性而导致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是中华文化对全球化时代的巨大贡献。西周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孔子将其上升到人格的高度,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提倡应当容纳不同思想、信仰的存在,而且每一种思想、信仰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和谐相处,近现代思想家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的现象。秦汉时期儒墨道法阴阳诸家的合一,宋明时期的儒释道合一,当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都是最好的证明。

 

儒家反对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应用到宗教领域,就是要处理好每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的关系。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态度,只能导致人类走进“文明冲突论”的怪圈。儒家的中庸之道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正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解毒良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出现,其中一部分导致了宗教极端主义,甚至诱发恐怖主义。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采取了一种以暴易暴的方法,结果“越反越恐”。进而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以“中东大民主计划”对抗恐怖主义,试图强行推广自己的文明替代其他文明,结果更是将中东地区推入了不可收拾的泥淖。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当代思想家对儒家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这一思想不但有助于解决国内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解决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助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天人合一”“凡圣合一”的传统,有助于化解当代各种宗教所面临的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近代以来,每一种宗教都必须进行世俗化的改造,政教分离,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但是过度的世俗化,又会导致宗教信仰的动摇,宗教社会教化作用的丧失,又在一个侧面刺激了反世俗主义运动的发生,甚至采取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方法。而在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将神灵创世说变成了圣贤创世说,创造世界的圣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因此神道与人道不可分,神道依人道而实现。儒家提出了“天命之谓性”,(《中庸》)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通过对人性的反思就可以达到对天命的认知,实现天人合一。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途人皆禹” ,人通过自己的修养可以成为圣贤(神)。受儒家的影响,佛教发展了“佛性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佛”。道教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朴子·黄白》)因此“人皆可以成仙”。这种凡圣相通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宗教深入生活,深入人间,可以与现代的科学、文明相适应。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欧洲,随着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宗教创世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宗教作为文明载体的传承成了大问题,因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本身就已经实现了世俗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必要与现代科学、文化产生“圣”“俗”之间二选一的矛盾,仍可以在道德伦理领域发挥重要的建设作用,也可以为中国宗教超越圣俗对立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源。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具体的措施和行动。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中央关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意见很全面,但关键是教育。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主要就是以教育为传承阵地的。佛教有寺院,道教有宫观,基督宗教有教堂、伊斯兰教有清真寺,儒家传承则依靠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大大小小的书院。当今要想为优秀传统文化“正名”,使其能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继续传承并发展,必须进入教育系统,从小进入青少年的心田。

 

用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宗教中国化,那么青少年在小学读书阶段的教育很重要。如果他们在学校基本掌握了传统文化“和而不同”“中庸和谐”“天下大同”等等基本价值观念,即使将来他们面对宗教,也可以使他们形成中国化的理解。历史上佛教徒参加“三教之争”,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儒家经典的词语与儒家、道家辩论;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的“汉译经典”运动,是由于有王岱舆、刘智等一大批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回儒”;利玛窦在明末实现基督宗教的顺利传播,也是由于他系统学习中国文化,正确采纳“排佛补儒”的战略。当今中国各种宗教要想顺利发展,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们常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见掌握民族的本来才是吸收世界文化,发展未来文化的根本。只有不忘初心,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位,才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加强文化认同是加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根脉。

 

除了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教育就显得更为必要和急迫。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工作中,各宗教团体的爱国宗教界人士具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培养大量爱国爱教的青年宗教界人士,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加强宗教界人士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补课,加强宗教院校优秀传统文化的设置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只有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才能真正发挥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高校的必修课,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我国各类宗教院校自然也应当执行,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变成必修课。各种高等院校、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宗教界人士培训班,也应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之像空气、阳光一样无处不在,自然浸润,方能达到价值引领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